以文学作品中的内容来解读历史，来一点更容易理解的历史解读。

宋代是我国古代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巅峰时期，各方面都取得了一个长足的发展，宋代官员回避制度也是之前历代王朝中发展最完善的，为了避免权臣把持朝政，地方联合对抗中央，宋太祖赵匡胤继位之初就极为忌惮权臣结党营私。

北宋初期的名相赵普就因为和李崇矩结亲，结果是：

枢密使李崇矩与宰相赵普厚相交结，以其女妻普子承宗，上闻之，不喜。先是，枢密使、宰相候对长春殿，同止庐中，上始令分异之。

在随后的官员管理中，赵匡胤就将避嫌作为重要的管理工具，防止官员利用亲戚关系结成官僚集团，最终形成政治集团，宋代的官员回避制度因此发展成为古代历史上的一个高峰期。

然而《水浒传》高廉被杀一案在处理的时候，就能看出在北宋末期，官员回避制度已经出现诸多问题。

水浒传中殷天赐被杀案的案情回顾

殷天赐和高衙内一样，都是水浒中典型的官二代，一天到晚就知道吃喝玩乐，高衙内专喜欢调戏良家妇女，而殷天赐专门喜欢霸占人家家产。

两个人之所以这么嚣张，都是借了当朝太尉高俅的光，高衙内就不说，殷天赐的姐姐嫁给了高唐州知府高廉，高廉是高俅的叔伯兄弟。

因为上面有人，高廉在高唐州无所顾忌，而殷天赐作为高廉的妻舅，那更是横行霸道，无所不为。

结果这个殷天赐就看上了柴皇城家的花园，要求柴皇城三日内搬离，这个柴皇城也是大地主，而且是柴进的叔叔，柴家都是后周世宗的子孙，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的时候为了表示自己是迫不得已，厚待柴家人，并且赐予丹书铁劵，也就是传说中的免死金牌。

有了这样东西在手，在没有遇到殷天赐和高廉的时候，柴进是到处横着走，遇到殷天赐和高廉的时候，便忍气吞声，想要忍过去。

柴进偏偏领着性格暴躁的李逵去撑场面，当殷天赐打柴进的时候，李逵一怒之下就打死了殷天赐，把柴进推到了火架子上考。

这个时候柴进为了不在英雄面前跌份，放走李逵，希望用丹书铁券来保护自己，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身的权益，李逵说：“条例，条例！若还依得，天下不乱了！”

实际上水浒中最不遵守法纪的就是柴进，这里就不展开说了。

高太尉高俅与高廉的亲属关系，使得柴进不敢得罪

单说殷天赐被打死后，高唐州知府高廉得知后，李逵已经跑了，只能抓捕柴进，高廉也不分青红皂白，不管谁有错没错，开堂就是：“你怎敢打死了我殷天赐！”这种已经不是官官相护，而是徇私枉法了。

看高廉的气势，仿佛就是你竟然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杀了我的亲戚，看我怎么整你。

柴进这个时候干脆就说：“小人是柴世宗嫡派子孙，家间有先朝太祖书铁券。”当高廉开始动刑的时候：“！放著先朝太祖誓书，如何便下刑法打我？”

有一种悲剧是，你虽然有丹书铁券，却不被官府承认，太祖的誓书在当朝权臣眼里顶个屁啊。

梁山好汉为救柴进攻打高唐州杀了高廉，这个时候享受皇恩的柴进也只得落草为寇了，因为高廉一死，高俅必然迁怒于他，想要回归到以前的生活是不可能了。

果然，高太尉得知后，立马上奏朝廷，准备调兵遣将对梁山草寇进行剿灭，可见因为不避嫌，在宋朝已经形成很严重的政治利益集团。

在水浒中，除了高俅与高廉是叔伯兄弟外，蔡京和女婿梁中书也都是一个在朝中为官，另一个在北京大名府掌管军马。

宋代时期的避嫌制度是怎样的呢？

宋代的回避制度包括很多种，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亲属回避，早在汉代时期就已经有了亲属回避的雏形，到魏晋南北朝的时候正是形成为制度，唐朝时回避制度已经十分完备，宋代时期则是回避制度发展的一个巅峰时期。

宋代时期强调亲属回避，规定有嫡系亲属关系及母家、妻家近亲关系者，不能在一个官衙中任职，或不能在一个地区的不同官衙中任主要官职中央高级官员的亲属不得在京都及附近任府县官,职卑者要回避,改任他官,以避免和防止官场中的拘私舞弊行为发生。

宋朝时期流行这样一句话：“避亲故事,典策具存,天下之人,不可不晓。”

在宋朝时期因为发生亲属关系和姻亲关系而回避的案例有很多，在仁宗时期，枢密副使的女儿嫁给了参知政事的儿子，这个参知政事因此请求回避。

王安石担任宰相的时候，他的弟弟王安礼“罢检正中书孔目房公事,避兄安石也。”

由此可见，在宋代回避制度还是有一定的作用，对官员的徇私舞弊起到了一定的震慑作用。

宋代官员回避制度的发展

避嫌制度在宋朝从初期到中期，也是一个渐变的发展，在宋朝初期只是规定“父子兄弟及亲近之在两府者,与侍从执政之官,必相回避”。到宋仁宗时期《服纪亲疏在官回避条例》中规定“本族缌麻以上亲,及有服外亲、无服外亲,并令回避,其余勿拘。”将避亲的范围从直系亲扩大到姻亲及其他旁系亲属。

到宋神宗的时候在《内外官避亲法》中规定：

应内外官事局相干,或系统摄,若本族同居无服以上亲,异居担免以上亲,亲姑、姊妹、侄女、孙女之夫凡言亲者,堂、从不避,其子婿、子妇之父及其亲兄弟,母、妻亲姊妹之夫,亲姨之子,亲外孙、外生甥女之夫母本服大功亲,若嫡继慈母亡,即不避,皆令奏请回避。

宋哲宗在位期间，在《内外官避亲法》中又加入了：“或妻之大功以上、姊妹之夫及其子。”

将姻亲的回避范围进一步扩大,由原来的回避妻亲姊妹之夫扩大到妻大功以上姊妹之夫及其子。

高俅和高廉叔伯兄弟，为什么不需要避嫌？

可以说，在北宋很长一段时间都将官员亲属、姻亲之间的回避看作是很重要的事情，那么高俅和高廉这样的叔伯兄弟，需不需要避嫌呢？根据水浒中的内容来看，是丝毫没有顾及到这一点的。

高廉在审理殷天赐案的时候，按照司法程序来说也是应该回避的，在唐朝时期就已经规定：“凡鞠狱官与被鞠狱人有亲属嫌仇者，皆听更之；受业师经本部都督、刺史、县令及府佐于府主，皆同推换。”

宋朝时期比唐朝更加完善，不可能没有这方面的忌讳，等到高廉被杀的时候，高俅更是无所顾忌的上奏皇帝，可以说更是没有回避自己兄弟被杀的事实。

可见高俅、高廉在北宋朝政有多猖狂，当然，实际上高俅敢于这样做，也是符合徽宗一朝的风格，就水浒这部文学作品而言，高俅是因为会蹴鞠而被徽宗提拔起来的，就历史而言，高俅能够成为徽宗时期的权臣，绝对不止是踢蹴鞠，还是会迎合徽宗的喜好。

这种任人唯亲的官员管理制度，必然也会纵容官员任人唯亲，在宋徽宗时期，本来按照制度应该回避的，但是只要有特旨就可以不用回避，这种皇帝亲自打破一种制度的行为，无异于自掘坟墓。

蔡京最后当政期间已经无法处理政事，都是由他的儿子蔡眦管理事务，于此同时蔡京也启用他的妻兄韩木吕为户部侍郎，开始共同把持朝政，这种举亲不避嫌显然也是徽宗默许的。

北宋多任皇帝建立起来的回避制度，到了宋徽宗时期就逐渐被破坏了，影响巨坏。

到南宋初年，秦桧不顾回避制度，“既私其子,又私其孙”。给南宋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头，直到宋孝宗继位后，回避制度才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