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奸，早先是指出卖汉族利益的败类，后来泛指背叛中华民族，投靠侵略者，甘心充当走狗，出卖祖国利益，罪无可赦之人。例如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出现的大量为日本人卖命的伪军，即为汉奸。

通款敌国，谋叛本国，谋取一己私利，在世界各国的对外战争中，这样的人物都很常见，中国也不例外。

从1931年开始，在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14年抗战中，为日寇作战的伪军超过百万之众。据统计，其间被毙伤、俘虏和投诚的共有118万余人。伪军只是汉奸的一类，还有充当了汉奸的非伪军人员。

抗战时期汉奸的大量出现，对全民族的团结抗战造成了极大危害，的确令人深思。

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的汉奸呢？

1932年初，在淞沪战场中，就汉奸的产生，国军右路军总指挥张发奎曾告诉郭沫若说，他们抓住一个17岁的小汉奸。据他交待，敌人总是用金钱，采取层层收买的方式，大汉奸收买小汉奸。其收买价格从200块、100块、50块到10块不等。这个17岁少年就是为了3块钱去做汉奸的。还有12、13岁作汉奸的女孩子，只能得到5角或1块钱。

日本人收买汉奸，就像到菜市场买菜一样，极其随便和容易，只要发现合适的目标，就赤裸裸地用金钱勾引。

中国的老百姓穷困到如此地步，以至不得不去做汉奸来维持生计。这既让人痛恨，也让人痛心。

据一份调查显示，在河北满县，某锄奸队经过摸底调查，决定对18个汉奸进行清除。在这18个清除对象中，无业者为10人，占总数56%，均为赤贫，可谓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

看来，老百姓太贫穷，生活无以为继，是做汉奸的一大诱因。

当然，除贫穷外，还有自私冷漠，愚昧麻木等原因。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早在1921年、1922年间，鲁迅先生撰写的小说《阿Q正传》，就对旧中国病态的国民性集中进行了一次大清算。作为中国最底层的老百姓，阿Q从来不把自己当人看，安于做奴隶，把做稳了奴隶视为最大的满足。面对压迫，面对肉体和精神的凌辱，他敢怒而不敢言，只能默默地忍受。都要被杀头了，阿Q仍在用精神胜利法使自己忘记杀头的苦楚。

用鲁迅先生的话说，中国人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

在淞沪抗战中从事间谍活动的日军军曹山田武一，曾有这样的记述，他说：“从我们对主人家以及当地的居民的观察来看，他们对现政权没有什么特殊的感情，他们常常说这样的话，卢永祥时代我们要吃饭，孙传芳时代我们要吃饭，蒋介石时代我们还是要吃饭，日本人来了我们仍然这样。”

从山田武一的记述中可以看出，当时中国的老百姓缺少国家民族观念，认为不管谁主政上海都是一样，他们都要吃饭。老百姓的麻木状态可见一斑。

近代列强入侵中国以来，第一个以国家面目出现的汉奸政权——伪满政权，其组成人员多来自东北本地。在伪满高级官员中东北人有35人，占被统计人数的71%，奉系背景占82%，成了伪满高级官员的主力。这说明，不仅为生活所迫的一些老百姓当汉奸，原张作霖手下的官员也出现了大量的汉奸。他们应该不能归于生活所迫，应该是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方面出了问题。

1938年，伪军数量约78000人，汪精卫投敌后，迅速增到145000余人。1942、1943年间，伪军呈爆发式增长，直至百万计。这主要是国民党军队大批投敌的结果。

抗战中，中国出了这么多汉奸，原因极为复杂，有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历史的等多种原因。说到底，归结到一点，还是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不得人心。比如，农村地区土地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农民流离失所；城市工商业发展凋弊，工人大量失业，等等。

国家积贫积弱，老百姓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沦陷区里，道德下滑更是惊人，哪里还有家国民族情怀。加之日本军国主义迷惑性的宣传和鼓动，都给汉奸的大量产生提供了温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