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举国震惊，何以堂堂“天朝上国”竟败于区区“蕞尔岛夷”？国人开始以日本为参照，反思中国失败的缘由。一时间谈“洋务”、论“西学”蔚然成风，正如有文献所记述的那样，“中日有事之后，海内士大夫奋然而起，研求当务之急，以图自强，风气为之一变”，“弃其帖括词章，而从事于西学、洋务者日见其多，于是洋务西学之书，日新月异，层见叠出。”中国学习西方科学技术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连当时《万国公报》刊登的外国人文章也在为科学呐喊助威，认为：“夫格致之学之益民，殊非浅鲜，纵使万语千言，尚难备举，而可以一言括之曰‘格致兴国。’盖诸国之由贫弱而致富强，罔不从格致来也。”中日战争的冲击波震醒了沉睡的国人，也推动了中国人对科技的重新认识。

甲午战争之后，洋务运动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战前洋务派的首要人物李鸿章因与战争失败有直接的关联而成为众矢之的，他和前妻的洋务事业一起成为人们抨击的对象，特别是遭到顽固派的攻讦，已经黯然失色。后起的张之洞独领风骚，他和其他的一些洋务派人物，如新疆巡抚陶模、广西臬司胡燏棻、盛宣怀等纷纷上奏，从各个方面对战前的洋务事业进行检讨和反思，同时也在原有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1898年张之洞的《劝学篇》可以说是这些主张的概括和总结，标志着洋务派的认识也有了很大的进步。洋务运动进入了新的时期，也可称之为后期洋务运动。后期洋务运动的纲领集中体现在《劝学篇》中。

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具体发展科技的主张和康、梁的主张很相似，如果仅仅对比维新派和洋务派的许多具体科技主张，是很难分辨出孰优孰劣，甚至在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方面的某些具体细节上，《劝学篇》更显得周详细致。因此，后期洋务运动的科学思想也是戊戌科学思潮的一个组成部分。

首先，洋务派在反思前期洋务运动的基础上，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有了新的认识。康有为说，甲午战争失败后，国人“渐知泰西所以富强，在于有学，于是议臣始言学。当今直省督抚，亦纷纷渐知立学堂矣。”这说明当时讲求西学，改革教育的呼声很高，不仅有维新派，还有左右舆论的“议臣”和当政的“督抚”。事实正是这样，这其中尤以后期洋务派引人注目。

其次，他们走出前期洋务运动狭窄的人才培养模式，把发展科技作为开“民智”的手段。张之洞的《劝学篇》外篇第一篇即是“益智”，开头一句话即是：“自强生于力，力生于智，智生于学。”张之洞此处的“学”就是他理解的“西学”，其中主要是指科技方面的知识。他认为欧洲之所以强盛就在于其民智，而民智则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大有关系。

甲午战争后，后期洋务派提出的发展科技的新政策，一方面是他们因战争失败对前期洋务科技政策失误的反思，更主要的是受到维新派科学思潮的推动，当时，对科学技术倾慕的绝不是个别现象，我们不妨从下面的事例中看看当时人们思想认识的转变。

戊戌维新时期的守旧派所表现出的特征也与洋务时期的顽固派有所不同。守旧派所攻击的主要目标是维新派宣传的“民权”“平等”等政治主张，极力维护的是封建的纲常伦理。他们对学习西方科技采取比较宽容的态度，甚至还是学习西方科技活动的积极参与者。洋务时期倭仁、刘锡鸿之流顽固抵拒西方科技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倭仁曾经反对国人学习的西方科技，现时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同了，他们知道这是中国发展经济的必由之路。刘锡鸿曾极力攻击在中国修造的铁路，现在已经成为朝野的共识，他们认为这是中国的当务之急。时代已经变了，变得那么快。此时固守倭仁、刘锡鸿观点的虽仍有其人，但已经没有多大的市场了。谁要是喋喋不休重复这样的老调，真是不识时务，即使是守旧的官僚也不敢对科学技术有不敬。

来源：新浪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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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爱来刘公岛(今日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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