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苞是古文桐城派大师，是“桐城三祖”之首，清初名满天下的文学泰斗，也是康熙皇帝御笔钦封的天下文章第一人。而钱大昕则是乾隆朝的大名鼎鼎的朴学家，精通考据，望重学林。近年来，有人甚至认为钱氏是十八世纪乃至最为渊博和专精的学术大师，由此足见后世对其的推崇程度。

按说方、钱两人时代相隔五十余年，生平既无交往，治学思想、门径各异其趣。原应是井水不犯河水，本不应该存在任何纷争。但在方苞身故数十年后，朴学家的代表钱大昕却抢先发难，对方苞为首的古文家横加责难，不仅对方苞的文论嗤之以鼻，更是公然指斥其为“真不读书之甚者”，又称其“所得者古文之糟魄”。不仅如此，其他汉学家如凌廷堪等，对方苞的攻击与非难也是不遗余力，前后持续数十年。这场论战，在当时引发了很大的喧嚣纠纷，亦引发了一些是是非非，形成了一桩本不该发生的公案。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方、钱两人之争实际上无关于学术。两人之争，实际上是古文家与汉学家的话语权之争，即学界的权力之争。一句话，都是为了世间荣利，不过如此而已。

二百余年之后，如今桐城派与汉学派都湮灭在历史的洪流中了，全都成为历史的陈迹。如今的学界后人，回顾这场公案的来龙去脉，论辩其曲直是非，不能不令人有所感慨。作为后辈学人，如能通过此事吸取教训，引以为戒，则不可谓无所裨益也。

桐城文派宗师关系表

方苞，字灵皋，晚年自号“望溪”，是清初著名的文学家。他与其传人刘大櫆、姚鼐并称“桐城三祖”，在清代散文流派上影响最为深远。尤其擅长古文，深得唐宋古文笔法之妙。他出身破落仕宦家庭，早年家境寒苦，备尝人间辛酸。少年时奋发读书，渐露头角。文章高古隽美，一时倾动江南。国家重臣李光地读了其文，仰为天人，称之为“韩欧再世”。康熙初的状元韩菼读过方文，深为之倾倒，自愧不如，由衷地赞道：“昌黎之后第一人。”

但尽管如此，早年方苞不过是个稍有名望的读书人而已，而且屡试不第，穷困潦倒。在他自己看来，也许就要如此终老一生了。不料到了康熙末年，方苞却时来运转，忽而因为戴名世“南山集”一案，他转祸为福，奇迹般地成了天下文坛盟主，一跃成为天下文章正宗的代表。

方苞作为桐城派创始人，被尊为“桐城派”的开山鼻祖。他的再传弟子姚鼐曾曰：“望溪先生之古文，为我朝百余年文章之冠，天下论文者无异说也。”他积累数十年创作经验，从儒学经典以及程朱理学出发，又受到《史记》以及唐宋散文诸大家的启发，提出了“言有物、言有序”的古文义法，后来又将之升华为“理、辞、气”，他提出文章要重"清真雅正"和"雅洁"，持论严谨，但能适合清朝巩固思想统治及文风的需要，所以其说得以流行，影响颇大。

方苞治学宗旨，以儒家经典为基础，尊奉程朱理学，日常生活，都遵循古礼。他为人刚直，好当面斥责人之过错，容易引起有些人的不快，所以在生活中往往受到一些人的痛恨和排挤。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由于受到康熙皇帝高度称赞，称其为“文章天下第一”， 加上“文无第一、武无第二”，难免会受到有些文人的嫉恨。很多同时代或者稍晚时代的文人都暗中对他进行攻击、诋毁，其中不乏名流。盛名之下，多有谤毁，也是在所难免。

当年，在方苞如日中天之际，曾首倡“言有物、言有序”的古文义法。“言有物”即“义”，“言有序”为法。到了晚年，方氏又把古文义法升华为“理、辞、气”，欲以此垂为后世之范。方氏身殁之后，桐城派弟子奉此为圭臬，号为天下文章之正宗。

乾隆十四年（1794年），方苞去世时，其弟子刘大櫆等人已集成其衣钵，使桐城派发展壮大。到了乾隆中叶，再传弟子姚鼐、方东树等人，已经初具气象了。由于方苞的崇高地位，桐城派作为“天下文章正宗”所在，原本在学术界拥有至高的话语权，这就不免引起了当时已成主流的汉学家们的不满。于是，就引起了两派在学术界的话语权之争。

乾隆初年，由于方苞的遗泽，桐城派的姚鼐、方东树起初依然掌握着学术界话语权，其思想核心还是程朱理学那一套，与汉学学者的思想自然是大相异趣。桐城派是文坛盟主，汉学派是学坛主流，争夺天下学术界主导话语权的冲突无可避免。

到了乾隆中叶时，因清朝统治者大兴文字狱，导致指学术界噤若寒蝉，再也不敢谈政治，导致空谈“天道性命”的宋学衰落，主张考据的朴学兴起并取而代之成为学界的主流。以惠栋、戴震、钱大昕、段玉裁、王引之、王念孙等人为代表的汉学家，在治学方面主张“实事求是”，“无证不信”。其研究范围以经学为中心，而衍及小学、音韵、史学、天文等，以其引证取材多极于两汉，故亦有“汉学”之目。这种潮流的变化，也逐渐得到了清朝官方的默许和支持。

乾嘉汉学鼎盛之时，汉学家对于前辈文学家方苞的评价不外乎两个方面。有推崇赞扬的，如沈彤称赞方氏“今天下之善论文者”，又云“方公举左氏、司马氏之文以为文章之归极”。王鸣盛则是有褒有贬：“我朝之文者，前则汪钝翁，近则方望溪、李穆堂耳。兹三家者，其文工矣，其根柢未必遂追配古人矣。”戴震则委婉地对方氏做了批评：“方望溪释《礼》之文，多不似说《礼》语言，其说《春秋》较善。”大致可以看出，汉学家们普遍基本上认可方氏之文，但对其经史考证之学不以为然，评价甚低。在当时，深受崇实黜虚的汉学风气影响，乾嘉学人普遍不敢轻言学问，即便是以文人身份自居的袁枚都敢自信地批评方苞：“本朝古文之有方望溪，犹诗之有阮亭（王士祯）；俱为一袋正宗，而才力自薄。”由此足见，就连并非正宗文人的袁枚都敢嘲笑方苞“才力薄”，更别提乾嘉时代的大名鼎鼎的学者钱大昕了。

方苞，字灵皋，江南桐城人

刻薄攻击

按理说，作为清初的文坛盟主，方苞提出他的文论观点，想藉此以为后世作文之法，本是无可厚非。但让方苞始料未及的是，在他的身后，他所首倡的“理、辞、气”的古文义法并未像他想象的那样，长垂于世，反倒遭到了以钱大昕为首的汉学家的轮番攻击和污蔑，最终桐城派的后人无力抵挡，不敢力挺乃祖之说，遂使之黯然生尘，最终乃至绝迹。

钱大昕字晓征，又字及之，号辛楣，晚年自署竹汀居士，汉族，江苏嘉定人（今属上海），是乾嘉时期著名的史学家、汉学家。据近世国学大师陈垣说，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考证水平之高，是清代第一流的学术佳作，地位当在顾炎武《日知录》之上。基于汉学家的谨慎立场，钱大昕一向反对儒家经典文学化，试图以史家的严谨态度来规范文学，主张文无定法，坚决反对经典的文学化倾向。在所有的汉学家中，钱大昕批评、攻击方苞最为猛烈，用词之尖刻，甚至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

钱大昕写有两篇专门批判方苞的文章，即《跋方望溪文》和《致友人书》。钱氏在《跋方望溪文》中云：

望溪以古文自命，意不可一世，惟临川李巨来轻之。望溪尝携所作曾祖墓铭示李，才阅一行即还之。望溪恚曰:“某文竟不足一寓目乎！”望溪请其说。李曰:“今县以桐名者有五：桐乡、桐庐、桐柏、桐梓，不独桐城也。省桐城而曰桐，后世谁知为桐城者？此之不讲，何以言文！”望溪卒不肯改。其护前如此。金坛王若霖尝言:‘灵皋以古文为时文,以时文为古文。’论者以为深中望溪之病。”

在这里，钱氏吹毛求疵，特引李绂、王若霖言论，借李绂之口指责方苞以“桐”为桐城简称。又借王若霖之口，批评方苞文品不端，是“以古文为时文，以时文为古文”。

在《致友人书》中，钱大昕仍引王若霖观点，还进一步指出，方苞的一些文章，偏重叙写亲朋故旧，实无关乎大局，严重偏离古文写作正轨。

在《与友人书》中，钱氏对方氏的古文义法进行了严厉攻击：“取方氏文读之，其波澜意度，颇有韩、欧阳、王之规橅，视近世冗蔓扰杂之作，固不可同日而语，惜乎未喻古文之义法尓。前则使方氏援笔而为王、杜之志，亦将舍其勋业之大者而徒以应酬之空言予之吾？”在此，钱大昕采取“欲擒故纵”的手法，肯定了方苞之文与近世冗蔓扰杂之作不可同日而语，但认为古文之体本无定法，故针对方苞将古文体例局限于“义法”这点，进行了猛烈的、毫不留情的批判。

此外，方苞因为读书求精，范围涉猎不广，不擅史学考据，下笔粗疏，也给人留下了讥刺余地。全祖望与方苞素有渊源，也不得不承认其“不长于稽古”。但为之辩解云“不读杂书，类似程子。即如《史》、《汉》，侍郎但爱观其文章，而于考据，则勿及也。”程晋芳与方苞交厚，也对方氏史学素养的缺陷并不讳言：“大抵方溪读书本不多，其于史学涉猎尤浅，自《三国志》以下若未见，何论稗官史乘。”

正是因为钱氏学养深厚，治史重视制度沿革，强调史料论述严密准确。而方苞学宗宋儒，借史论文，多讲究布局谋篇、修辞手法，无心也不屑于汉学考据。由于此故，方苞的文章中考证粗疏，谬误不少，被钱大昕抓住了把柄，落下了“真不读书”的口实。钱氏研读方苞文集，发现了破绽，遂进一步对其做了极为尖刻的、盖棺论定式的评价：“盖方所谓古文义法者，特世俗选本之古文，未尝博观而求其法也。法且不知，而义于何有！昔刘原父讥欧阳公不读书，原父博闻诚胜于欧阳，然其言未免太过。若方氏乃真不读书之甚者。吾兄特以其文之波澜意度近于古而喜之，予以为方所得者，古文之糟魄，非古文之神理也。王若霖言“灵皋以古文为时文，却以时文为古文。”方終身病之。”钱氏还有一篇《跋望溪文》，持论亦大体如是。真是难以想象，这样的侮辱性的言辞出自一位饱读诗书的朴学大师之口，这已经是近乎赤裸裸的人身攻击了！

整体上看，作为乾嘉年间的著名学者，钱大昕在经学、史学方面，皆有超越前人的高论。而且他一生的品行总体上很不错，一直也很受世人推崇。人们对他的普遍评价是：钱氏不仅自身学术水平高，亦能谦逊待人，不苛求古人，对侪辈坦诚相见，还能热情提携后进。作为一名学者，能够得享优良口碑以至于此，其言论更易被人采信。虽然他不以古文见长，但他批判方苞的言论却影响甚大，传播很广。钱氏一言九鼎，方苞以及桐城派的威望受到了沉重打击，就连刘大櫆、姚鼐等嫡传弟子都不敢为之辩护。

钱氏跋文一出，桐城派势衰，后来的梁启超、汪中等人也对方苞横加责难，多出贬黜非难之言。这种论调持续数十年之久，严重误导了很多学人，导致方苞以及桐城派的声誉严重受损。

进入20世纪之后，清王朝覆灭，新文化运动兴起，桐城派首当其冲，被骂成“桐城谬种”，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革命对象。桐城派和方苞本人落得如此评价，钱大昕的权威性观点不能不说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本

钱大昕其人其字，清矍如竹，字如其人

众说纷纭

本来方苞身后基本上都是正面评价为主，尤其是在康熙、雍正两朝，绝无异议。但到了乾隆中叶以后，尤其是钱大昕写了那篇《跋望溪文》之后，非议开始增加。学术界对方苞的评价开始变得褒贬不一。袁枚、沈廷芳、苏惇元等人对大体上褒扬赞誉意见，而钱大昕、汪中、梁启超等人则对其持否定态度。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值得注意的是，后世也有学者对钱大昕的批方言论作过全面驳斥，并对方苞的文章成就有新的正面评价。此人即是清末著名学者李慈铭。李氏自己承认，年轻时曾受钱大昕言论影响，对方苞的文章十分轻视，将其束之高阁。晚年时，他闲居无事，翻检旧籍，偶然重读方氏文集，深为感动，感到有深入研讨之必要，并对钱大昕的观点作了辨析与反省。李慈铭说，方苞用“桐”来代指桐城，“一字出入”，“偶尔失检”，不应指责过甚。论学术成就，方不及钱，若论古文水准，钱则远不及方。不止如此，李慈铭更对方苞各体文章详加论析，他指出，方苞的一些文章写得确实较差，“读经读子史诸文，多不可训”，“时文序寿序亦嫌太多”，但方苞集中佳作亦多，传记、墓志铭多为谨严之作，“书后之文，语无苟作”，至于被钱大昕所贬低的那些“叙述交游”类作品，李慈铭认为，这些文章“尤为真挚”。李慈铭还检讨自己曾误信钱氏言论，感慨“读书贵晚年”。

虽然方苞读书范围不广，但他好学深思，注重阐发，时有独创之见。在读书笔记中，谈了很多对经典的见解，有些篇章写的妙笔生花，发出了很多前无古人之见，对于后学者启迪帮助很大。

方苞品行端正，满怀忠义之气。作文时正气浩然，弥漫其间，感人肺腑。如他写的《书孙文正传后》、《书潘尤慎家传后》、《跋石斋黄公手札》、《高阳孙文正逸事》、《石斋黄公逸事》等篇，议论慷慨，音调沉郁，于明末君之不明，群小之嫉贤妒能，有扶危定倾之才者，不得一展其用，终于招致覆亡之祸的史实，无限感慨。其叹息痛恨之余，字里行间，仿佛可闻。这是方苞文中最带感情色彩的文章。至于他写的《左忠毅公逸事》、《狱中杂记》等则是久负盛名的篇章，则是天下共知。

方苞在自述其幼年家庭概况的文章，如《先母行略》、《兄百川墓志铭》、《弟椒涂墓志铭》等篇，于其母之辛劳，兄弟之间的友爱，琐琐叙来，读之令人心侧，有些归有光同类文章的韵味，由此则足见其渊源之所出。他的少数游记也写的很好，如《游雁荡山记》，板重绝伦。“独完其太古之容色，壁立千仞”，名为写雁荡山，实际上为自况。但方文感情比较淡泊，形象性不强,气魄不够宏大。袁枚曾讥笑他"才力薄"(《仿元遗山论诗》),姚鼐也说他："阅太史公书(《史记》),似精神不能包括其大处、远处、疏淡处及华丽非常处。"（《与陈石士书》）

方苞早年生活在社会底层，深知民间疾苦，对底层民众的生活苦难抱有着深切的同情。他遵循孟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理念，关心民间疾苦，持之以恒，终生如一。逆境之际未曾自怨自艾，顺境之时从未忘本。在后半生官运亨通之际，他没有忘记早年曾经耳闻目睹过，也是亲身经历过的那些生活苦难和人间悲剧，遂把它们付诸笔端，留下了很多关切民生、以救时弊的文字。如在《築子嬰隄記》、《良鄉縣崗窪村新建通濟橋碑記》等文章中，表达了他对民生疾苦的深切关心。即便是在“南山集”被祸出狱之后，他依然壮心不已，犹自不改初衷。这种高贵的品格，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他做人有风骨，不怕事，与康雍乾时代的那些明哲保身的文人相比，真是有霄壤之别。

古人说，文如其人。方苞的文品如此，主要是由他的人生经历决定的。方苞其人，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忠孝方正。说他是一位笃诚君子，毫不为过。

说他忠孝，从他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因为念母而没有殿试足可佐证。那一年，多年屡试不第的方苞终于云开雾散，迎来了机会。在礼部的会试中，他终于考中了一甲第四名进士，真是喜出望外。但正当他要参加殿试之际，忽然传来了母亲病危的消息。闻讯他万分忧心，遂不顾考官之一的李光地的一再苦劝，未与殿试即回家探视去了。故虽然有进士身份，但实际上仍是个布衣白丁。从这一举动来看，方苞深受理学思想熏陶，做事极有原则，在他的心目中，是把“孝”字看的比天都大的。像这样放弃了做官的机会而回家尽孝的举动，在那个对科举功名趋之若鹜的年代，能有几个人能做到？

方苞的特殊人生经历，决定了他的文品。尤其是发生在康熙五十年（1711年）《南山集》一案，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轨迹，还有思想历程。

那一年，方苞因给同乡人戴名世《南山集》写了序言并保存书板，乃于康熙五十年（1711）为副都御使赵申乔所揭发，被逮捕问罪，押入北京刑部大牢一年多。举族被没入汉军旗为奴，他本人还被刑部判了死刑，就差秋后执行了。但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多亏了方苞那颇负时望的古文才华救了他。一心爱才的李光地见方苞深陷绝境之中，决心全力营救。康熙五十二年（1713）秋，由于李光地的连上五道奏章，终于打动了盛怒稍息的康熙帝。康熙在读了李光地推荐的方文之后，对他的才华也是颇为欣赏，最后得到了这位皇帝的朱笔批示“戴名世案内，方苞学问，天下莫不闻”，不但赦免了他的死罪，让他平安出狱，而且给了他很高的评价。

不久，康熙帝又命方苞以平民的身份进入南书房作皇帝的文学侍从。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方苞从一名“引颈待诛”的死囚，摇身一变成了皇帝的文学顾问，从此，方苞不但开启了长达三十年的仕宦生涯，也成了名闻天下的文学泰斗。像这种奇迹般的命运转变，恐怕是当时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所有人都没有料到的。虽说是“因祸得福”，但经历过这种“过山车式”的命运转折的人，可能都会对变幻莫测的时世充满了“惊悚战栗”或是“如履薄冰”之情。也许，像这样的特殊身世和人生遭遇，又岂是钱大昕那样自幼生在小康之家，一生平稳富贵的人所能体悟的呢？钱氏之不能理解方苞，原因大约在于人生阅历的不足吧。

《望溪先生全集》。方苞，晚年号望溪。

忠恕之道

在乾嘉时期，在那个清政府文化专制的时代背景下，方苞因为拥有了跌宕起伏的一生，也造就出了矛盾复杂的多重性格。其文章中难免有酸腐之作，缺乏挥斥方遒的大气感，也就情有可原了。

总体而言，方苞古文水平高超，一时独步天下。但因早年家寒，家庭条件较差，只能精读有限的书籍，造成涉猎不广、格局不大。不读两汉三国以下书，涉猎不广，成名之后，又因为关心民生实际，不屑于做琐碎考据。这些都是他的不足所在，最终也限制了他的成就。

像钱大昕这样的学者，虽然水平很高，成就很大。但他在对待方苞这件公案上，以己之长，攻人之短。显得未免不太光彩。至少在后人看来，作为晚辈，他对于方苞这样的前辈学者，不仅缺少了谦卑与恭敬，缺少了起码的尊重。就算他说的十分有理，出言也未免过于尖刻。一个晚生后学，就算他本事再大，水平再高，如此刻薄苛刻地对待前人，难道这就是老师教给他的“忠恕之道”吗？“自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训，不知他记到哪里去了？呢孔子说：“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作为饱读诗书的钱氏，不知道自己修身做的如何？如果他自省一下，不知道他认为自己的那些言行，符合圣贤之道吗？

尺有所长，寸有所短。纵然方苞的整体学术成就可能不及钱氏，但方苞也不是完全不如钱氏。如果真的比试一下写文章，比试一下做人，钱氏就算才华盖世，真的就能完胜这个“真不读书”、“得了古文糟粕”的方苞吗？以我辈后人看来，似乎也未必吧。

参考资料：

1、《方苞集》（上下），方苞，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5月1版1印。

2、《嘉定钱大昕全集》（修订本），钱大昕，凤凰出版社，2016年3月1版1印。

3、《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之《鲒埼亭集》，全祖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3月3版5印。

4、《越缦堂读书记》（上下），光绪三年正月二十七日日记，李慈铭，1959年9月1版1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