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时候，日本和中国的关系可以说是历史上的一段蜜月期。那个时候因日本羡慕唐朝的繁荣与伟大，仰慕中华文化，为了改变落后的现状并使自己强大起来，故而频繁派遣使臣和学者渡海来到大唐，与大唐建交，学习借鉴唐朝先进的政治、科技、经济和文化制度。那个时候的日本就像小弟对大哥一样对唐朝鞍前马后，简直崇拜的不得了。

到了宋朝，虽然日本对中国的态度不再像对待大哥唐朝那样了，但至少保持着联系，双方并没有发生不友好的摩擦。但到了明朝，日本与中国的关系竟陡然下沉，嘉靖一朝还出现了在明朝东南沿海大肆烧杀抢掠的倭寇。中国从被日本崇拜的偶像变成侵略的仇敌，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此中原因，与一个人有着莫大的关系，这个人就是朱元璋。

朱元璋刚刚建国的时候，日本对大明是表示友好的，并且派出了使臣同大明建立藩属关系。而朱元璋也在祖训里开列了15个不征之国，其中就有日本国。但是胡惟庸案爆发之后，竟然牵连出来胡惟庸派遣亲信与日本朝贡使臣密谋叛乱的事情。洪武十三年（1380年）胡惟庸被朱元璋抄家灭门之后，随即与日本断了往来。《大明会典》记载：太祖训，日本国虽朝实诈，暗通奸臣胡惟庸为不轨，故绝之。

这里说的“暗通奸臣胡惟庸为不轨”，是说胡惟庸的亲信陈得中派遣林贤向日本国王借兵的事情。而根据吴晗《胡惟庸党案考》里的说法，这件事根本就是子虚乌有。就是借给日本人十个胆子，他们也不敢借兵给大明的臣子发动叛乱。朱元璋之所以这样说乃是要坐实胡惟庸谋逆的事实。但由于这是皇帝钦定的结论，没有人敢随随便便的翻案。因此明朝和日本在那时候基本上断绝了往来。日本人吃了一个哑巴亏，但也是有理说不出。

后来朱棣当了皇帝，只是恢复了日本与明朝的朝贡关系，允许日本每年像明朝皇帝进贡，并且在贡品之外均需夹带一些不违禁的物品在大明的国土上与大明子民贸易。但关系也仅仅只是处于这一层面上，并没有恢复如初。

日本对明朝的商品可以说是很依赖的，比如说生丝和布匹。日本资源匮乏，而明朝江南生产的丝织品物美价廉，卖到日本相当的便宜，因此当时有不少人为了利益铤而走险参与海上走私。由于明朝一直以来的海禁政策和与日本的关系，日本与明朝之间的生意就只能够以每年一次的朝贡和走私为主。

从1467年开始，日本天皇大权旁落，无力控制诸侯，幕府之间相互仇杀兼并，日本开始了战国时代。这就意味着，那个时期日本没有了中央政府，大大小小割据的诸侯都想拉拢明朝，坐大自己的实力。嘉靖一朝之前，日本与明朝的朝贡贸易还掌握在足利义持将军的手里，但是之后，朝贡经营大权落到了细川氏和大内氏两大家族手中。这两大家族都想笼络明朝，因此谁也不肯放开朝贡这块像明朝示好的肥肉。

在利益的驱动下，大内氏和细川氏争夺贸易主导权的斗争越来越激烈。嘉靖二年（1523年）四月，大内氏派遣使臣宗设谦道率领三艘船和五六百名随从来宁波朝贡，几天后，细川氏派遣的使臣鸾冈瑞佐和明朝人宋素卿率领的船队也到了宁波，前来朝贡。细川氏的人虽然后到的，但却给市舶司的太监赖恩行贿，得到了额外的照顾，结果市舶司的官员先查验了细川氏的货物，给予他们登记，而对大内氏的贡品和随行人员置若罔闻了好几天。大内氏使臣宗设谦道气愤过头，便和细川氏的手下大打出手，竟然烧了宁波的市舶司。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宁波争贡事件。此事发生后，朝野极为震惊，而嘉靖皇帝则认为这是当地海关官员玩忽职守，处置欠妥的结果，以至于事态不受控制。内阁首辅夏言甚至上书说：“祸起于市舶”。主张撤掉市舶司，关闭海域，断绝与日本的朝贡与通商往来。

嘉靖皇帝采纳了夏言的建议，立即颁旨撤出市舶司，并且不再复设。而兵部右侍郎认为：“所罢者市舶太监，非市舶也。夷中百货皆中国不可缺者，夷必欲售，中国必欲得之，以故祖训虽绝日本，而三市舶司不可废。”郑晓看的很明白，就事论事来说，应该罢去的是贪腐的市舶司太监赖恩，而不是市舶司这个机构。日本人商品缺乏，大部分需要从明朝进口，如果关闭市舶司，日本和明朝没有正常的贸易渠道，则必然会造成走私贸易的猖獗和泛滥。

事实证明，郑晓的看法是正确的。从嘉靖二年（1523）浙江市舶司关闭后，日本的朝贡停止了十多年。市舶司和海禁政策导致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让两国沿海的居民失去了正常贸易的机会，这些居民往往“以船为家、以海为田、以贩番为命”。海禁使他们丢掉了赖以生存的饭碗。到了嘉靖后期，东南沿海倭寇肆虐，实际上大部分都是东南沿海专事走私贸易的海盗。这种越关冒禁的行为，不能不说是因为明朝的不成熟政策所逼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