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1960年代，按照国家“三中央线建设”的总体要求，中央从全国各大铁路局抽调一千余名职工，在“靠山”、“隐蔽”的宝鸡市组建铁路桥梁厂。在这次内迁中，沈阳桥梁厂有800人唱着“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的歌声，奔赴大西北。跨越半个世纪，钢花飞溅、机器轰鸣……这些记忆在宝鸡的“东北楼”里依然清晰、美好。

揣一把家乡土上火车

张同是1966年10月2日到达宝鸡的，因为当地连续下了40天的雨，他们这些人被滞留在小旅馆里，根本进不去厂里。

那年她21岁，是沈阳桥梁厂钢结构车间的电焊工，作为团支部的成员，她还到被选定的职工家里走访，她记得“那时没有不去的，大部分点到的都来了。”

因为年轻，离开家的时候，张同还挺高兴的，觉得出来挺好的，在火车上打打闹闹的，家里担心，不知道走那么远，不知道什么样。

当时厂区还是一片荒山野地，还没有来得及修建排水设施，暴雨又特别大，不一会儿黄泥水就积了一尺多高，要命的是，宝鸡找不到一家卖靴子的商铺。宝鸡只有一条街，下午3时商店一律关门。经历了“暴雨事件”之后，大家只得让家人从沈阳把靴子邮寄过来。

除了夏天的暴雨，还有冬天的西北风。那时候宝鸡的冬天阴冷，宿舍楼里没有安装暖气，睡觉时只能抱着热水袋，蜷缩着身体，把被子捂得严严实实。

由于水土不服，刚来的时候，有很多人拉肚子，张同记得，有的老太太迷信，怕水土不服，把老家的土都拿过来了，结果还是住进了医院。

“咱是白手起家啊，实打实地干工作。”田耀忠说，他后来成为宝鸡桥梁厂的厂长。在他眼里，那时人人都当钢铁战士，“厂里的电线是职工自己从电厂接电过来，冒着大雨，在地上挖一米多深的沟，几公里长。”

根据厂里的要求，干部每天要劳动一小时以上，付振兴是工程师，同样要下工地，“刚建厂时每个人都是建筑工。”

付振兴是拖家带口来的，年龄最大的是70多岁的岳父，年龄最小的是三岁的孩子。在他的记忆里，那时工作一点儿也感觉不到累，大家都铆足了干劲，不偷懒也不发牢骚。“一个月下来，组织上给发一个红旗手的小红背心，我都很高兴。”

当时生产条件还不完全具备，人拉肩扛，五个月后，第一个成品敲锣打鼓装上专运线火车，当年创下了当年建厂当年生产钢梁1892吨的惊人速度。到1975年底，铸钢车间、铸铁车间、机械车间建成，设备基本配套。

当时的沈阳人在当地很有优越感

虽然厂区并不算偏远，但完全是一个风景独特的小社会。厂区由家属区和车间两部分组成，有自己的学校、商店、医院等等，不用出去就能满足平时生活所需。“那时的食堂办的，全都是肉菜。”田耀忠说得骄傲。单元楼、免费的医疗、以及不要钱的水电还有抽水马桶，客观地说，当时的沈阳人很有优越感。

宝鸡市里有只一条商业街，沈阳人很少去，穿的衣服都是从沈阳带回来的，田耀忠记得，“当时的小女孩穿的是大红裤子大红袄”。据说当时很多从上海迁过来的职工，手纸都是从上海背过来的。

那时，厂里人与当地人很少交流，平时下班了就在厂子里和工友们在一起。大家基本都是沈阳人，每天下了班，一群小伙子也没什么可做，就回到宿舍唠嗑，回味大家在家乡时候的生活。在田耀忠看来，与当地人不来往，还有一个原因是语言上的障碍，“他们说话我们听不懂。”

厂里与当地人接触最多的是在集市上，当地农民就在家属区楼下摆摊，在沈阳人眼里，这里的农副产品不是一般的便宜。在这个集市上，厂里人的粮票与人民币一样在市场里流通，粮票可以换鸡蛋、蔬菜、水果，当然也可以换回老母鸡。当时按照原籍所在地供应粮食种类，东北人不供应大米，一些沈阳人因为吃不惯面食，用面粉换大米。

职工的生活是富足的，衣食充足，家家都有自行车。一段时间内，宝鸡桥梁厂在宝鸡多家三线企业中名声最响，待遇也最好，所以，厂里职工的婚姻问题基本上都是内部解决，张同的爱人是与她同在电焊组时相识的，“电焊组最多时一百人，成了十来对。”张同说。

厂里为活跃职工的业余文化生活，组织各种比赛和表演，不过，“看露天电影是那个年代最高的精神享受。”

那时电影拷贝紧张，特别是一些比较紧俏的片子，往往需要周围几个三线厂在同一个晚上放映，所以就要一份影片拷贝在几个厂子周转。有时候放映到一半，因为片子还没有来，大家就只能坐在那里等待，当听到远处跑片子（拷贝）的摩托车轰鸣声时，大家就会一阵欢呼。

“东北楼”里第一代三线人的坚守

宝鸡市区清姜路宝桥社区是宝鸡桥梁厂的家属区，是企业红火时盖的。

如今，社区里还住着80户左右的东北人，被宝鸡人称为“东北楼”，有30多位老人已年过七旬。在这里，东北话几乎是唯一的沟通语言，下棋、聊天，爽朗的欢笑声和热乎的东北方言融成一片，东北味儿十足。“秦腔、白面不习惯，秧歌、酸菜才过瘾。”多年以后的今天，操着东北话的第一代三线人仍然无法入乡随俗。很多东北来宝鸡的老工人常年聚居生活在一起。

杨淑珍是1973年抱着3个多月大的女儿从东北追随丈夫而来的。她刚过来的时候啥都不适应，觉得特别孤独。这种孤独感在过年的时候尤为明显，东北过大年的时候特别热闹，提前很多天就张罗包饺子、包黏豆包、贴春联，从除夕到正月初五每天早上都要吃顿饺子。小孩提个罐头瓶点支蜡烛当灯笼玩。

宝鸡人过年的习俗，杨淑珍也慢慢开始接纳了，清扫屋舍、拜亲友、压肘子、做醪糟。杨淑珍虽然很喜欢吃宝鸡的菜包子，但依然想念东北的黏豆包。

家属区里当年的“夜生活”十分丰富。夏天晚上，除了加班的，在家看电视的，大部分人都出来乘凉。小孩子们喜欢“探险”，去没路灯的地方瞎胡闹，高年级的学生组织和车间的打篮球、排球，乒乓，赢的多数是学生，这时，小孩子们在一边呐喊助威。在有光亮的地方，还有跳舞的，棋牌室下棋打牌的，总得闹腾到半夜才能安静下来。

随着城市的发展，昔日惹眼的宝桥家属区已显得破旧，居住的多是厂里的老职工和流动人口。当年热闹的场面不见了，这些第一代三线人仍然在这里坚守着。

张同的两个孩子都在宝鸡桥梁厂工作，生在宝鸡、长在宝鸡，爱吃辣子、醋和擀面皮，和宝鸡人已无两样。张同每年都回沈阳看一次老妈，2007年回过沈阳桥梁厂时，发现那里已变成住宅区了。她的爱人是江苏人，他们从来没有回大城市的想法，“不知道咋回，倾家荡产也回不去，所以也不想。”

当年与付振兴一同来宝鸡的6位工程师中，已有4位过世了，他觉得越到老年越觉得宝鸡是个养老的地方。

厂子依然红火，只是不见了当年开拓者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