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隋唐中国创立科举后，这便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跟过去讲究门阀贵族出身不同，科举给了寒士平民同样的机会。只要他们能够考取合格的成绩，就能够被录取，获得官职。鲤鱼跳龙门，就成为可能。科举对中国文化影响极为深厚。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很多人心目中的理想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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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随着时间发展，科举越加完善。各种防范作弊的措施被不断使用。考官不得参加家乡的监考。如果发现作弊，考官、考生都要连坐，甚至杀头。

为了让更多人才被吸纳到科举途径中，对于那些有能力，但家境贫寒的秀才、举人们，朝廷还有各种补贴，甚至会直接发放路费，安排马车。但即便这样，考取科举，成为状元，真的不需要考虑到家庭贫富出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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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回答这个问题，自然要回到真实的历史中。当然，历代科举的演进，各有差异。但到清朝时，科举发展较为成熟，选拔科举人才时， 也更公平些。所以，我们把时间集中在清朝，采集的数据和引用的资料，也会以清朝为主。

先来对比一下，清朝科举中的状元出身。在清朝两百多年的历史中，一共出现状元114名。因为考上状元，不代表仕途一帆风顺，能在史册留名。所以，只能在现有可考证的57名状元中，进行分析。在57名状元中，官宦子弟占据29名。非官宦子弟，包括读书人、商人、农民的后代，一共占28名。其中有几位，家境极为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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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三十年的状元刘春霖，年轻时为了考科举，只能白天务农，晚上抓紧读书。肚子饿没钱买东西，就偷邻居家的酱曲填饱肚子。乾隆时的状元王杰，八岁的时候，遇到父亲病逝，家境贫寒。王杰只能靠着给人抄写文件，当幕僚，才勉强度日，凑够考科举所需的费用。

官宦家庭本来有更好的资源，可是从状元选拔的结果，普通家庭出身的人，仍有机会。这符合科举公平取士的准则，当然，这并不代表，家庭出生对于科举的结果，完全没有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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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成为秀才是踏上科举的第一步。成为秀才以前，他们一般还要经过两个步骤。第一个是送到蒙馆接受启蒙。当时五、六岁的孩子，如果条件允许，就会接受启蒙。到十二、三岁时，进入第二阶段，学习科举考试内容。负责第一阶段的老师，被称为蒙师。负责第二阶段的老师，被称为经师。

这些先生大多是参加过科举的人，他们精通科举，有一定学问。但是，要聘请先生教学，自然要给一定的报酬。那些名气越大的教书先生，往往需要的报酬就越多。即便是普通的教书先生，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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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瑞安孙氏祠堂规约》记载，浙江瑞安孙氏祠堂聘请蒙师是30千钱，聘请经师是50千钱。各地情况自然不同，不够可以参考这一价格。

即便这笔钱往往由宗族负担，但如果是较为贫穷的地区，家族也可能因财力不够无法负担，或者无法让更多人进入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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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那些有钱的家族，则会在家中开设私塾，把老师请来教书。两相比较，双方接受的教育质量，确实有一定差异。从更大范围看，也符合这一情况。富裕地区确实比贫困地区，可以接受更好的教育。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是全国最富裕的地区，这里可以为国库贡献三分之一以上的赋税。相应的，江南地区每次在科举榜单上，也常常可以占据一半以上的人才。因为当地重视文教，形成浓烈的风气。甚至出现了很多科举家族。他们依靠科举，长盛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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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门阀贵族不同，依靠科举选拔人才后，想要让家族长久兴盛，就要长期投入。这种科举家族会把科举融入家风祖训，言行举止中。

曾国藩家族就重视科举，曾国藩本人也曾说过：“不愿家族多显官，而愿多得秀才。”相比之下，当时很多偏远省份，不仅状元少，就连举人、秀才的数量，也不如那些富裕省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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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些富裕的家庭，遇到科举一些难以通过的门槛时，干脆直接花钱买官。科举的终点，本身就是为了获得官职。靠花钱买官，无疑是一条捷径。在过去，这也是获得官职的一个重要方式，受官方承认。当然，买官的费用，不是一般家族可以承受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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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即便科举提倡公正取士，但在实际情况下，因为贫富差距的情况，他们享受的教育，得到的机会，仍有区别。对于那些家境较差的人来说，他们只能依靠资质和勤奋来弥补这一不足。不过，即便家庭出身会影响科举，但不可否认，它仍是过去较为公正选取人才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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