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读罢《关山夺路》，顿悟啥叫“雁过拔毛”。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当年国民党军队百分之四十的军费，用来支撑东北战场。王鼎钧感叹说：从未想到军粮运补的方式如此粗糙而原始，手续繁复而不精确，每一步手续都有侵吞的机会。他披露了军粮被侵吞的整个过程：

　　“第一步，运粮的轮船进港，起重机卸下米包，每次十包，临时放在码头上。全船一共运来多少包，接粮的单位对‘包数’要负责任。依照规定，准许有‘船耗’，如果船舱漏水，一部分粮米潮湿霉坏，可以由船长出具证明，申请报废。于是每一艘运粮船的船舱都进水，每一位船长也都愿意证明，没听说哪位船长拒绝合作。为什么每一艘轮船都会漏水？政府从未监督改善。

　　“第二步，每一包米都要过磅，计算这一船米有多少公斤，接粮的单位对‘斤数’要负责任。俗话说，两只碗同样大小，把满满一碗水倒进另一个空碗里，不会仍然满碗，依照规定，装船时允许有损耗，卸船时也允许有损耗，按路程远近定出百分比，于是每一船粮米都可以短少一些，完全合法。

　　“第三步，一包一包军米过磅以后，由码头工人背上火车。工人手里拿着一把铁钩，先把铁钩插进麻袋，用力向上一提，接着一转身，另一个工人两手捧起麻袋，向上一送，整袋米驮在背上，这时铁钩在麻袋上拉出缝隙，大米哗啦哗啦流到地上。地上早已打扫干净，从地上扫起来的米仍然是好米，可是依照规定，这些米受了污染，需要整理，整理时有进一步的损耗，两斤折合一斤。每一船米都会有相当数量的‘污染米’。工人为什么一定要用那把铁钩？政府从未过问。

　　“第四步，军粮装满火车，再一节车厢一节车厢过‘地磅’，地磅装在铁轨上，称出整节车厢的重量，扣除‘皮重’，求出‘米重’。我一直纳闷，既要分包过磅，又要整厢过磅，这种设计有何必要？两种重量的差距又将如何对待？这个秘密，我始终没有窥破。”

　　上述种种手法，并不高明，却盛行无忌，可见“潜规则”已经完全盖过了规则，风气之劣，可见一斑。王鼎钧还披露了一件十分拙劣却一本正经地干着的事：如果船上运来的不是大米而是面粉，又是另一种玩法了。因为面粉只问多少袋，不问多少斤。除了船舱漏水生产废面以外，所有的面粉立即运到特设的仓库，这个仓库由老板最信赖的军官管理，最信赖的工人操作，其他人一律不得走近。若是老板调动，新老板必定要带自己的人来上任，第一天第一件事就是接管仓库。

　　王鼎钧没有进过这个仓库，只是听说，这间仓库除了存放“废米”，有一间密室，四壁光洁，地上铺着细纹的席子。工人把一袋一袋面粉放在席子上，用藤条抽打，面粉从布袋纤维间飞出来，落在席子上，再扫起来，装进空袋里，由老板待机分配。据说每一袋面粉抽打多少下都有规定，抽打的力度角度都有训练，瘦身后的一袋面仍然是一袋，交出去没有困难。

　　虽然是公开的秘密，但老板和他的心腹们，做得还是很隐秘。王鼎钧有一次在二楼的办公室凭窗下望，看见一个满身雪白的工人经过，那天他疏忽了，没有换衣服，就胡乱走动。王鼎钧就看到过这一次。

　　三

　　兵站、粮站，是国民党军队的肥缺，《李宗仁回忆录》中曾记载，如果部队要补充武器弹药，必须向兵站行贿，尤其是杂牌部队。如果不行贿，即使蒋介石批准，也休想从兵站拿到一点补充，“第5战区新编王认曲师，获准得新枪1000支，就卖掉200支，以所得款贿赂兵站仓库官员。而第29集团军总司令王赞绪，虽有蒋介石亲批手令领械，不贿赂也一支领不到。”同样是在回忆录中，李宗仁还记载了抗战胜利后自己任北平行辕主任时，因国民党官员垄断了城内的粮食供应，名满天下的大画家齐白石，家中竟然买不到下锅之米，只能求助李宗仁。后者也无法指挥控制粮食的部门，只好下令，从行辕人员的配给粮食中抽出一份，定期送到齐白石家。

　　李宗仁一度是国民党二号人物，高高在上，他的感受，又哪有基层军官王鼎钧那般真切？

　　国民党内大大小小的“老板”们，是如何通过军粮牟利的？王鼎钧写道：每年一次或两次，部门依法处理“废米”，照例由三家大粮行竞标，上级派员全程监督，“依照规定，派下来的官员阶级一定要比我的老板高，他和我的老板必须没有历史关系，也没有亲戚关系。这些规定都没有发挥作用，他们虽然没有历史关系和亲戚关系，他们却像电影里的黑帮人物，尽管素昧平生，只消一个手势，一句暗号，立刻产生完全的默契。他们都熟悉音乐和舞步，可以一见钟情，佳偶天成。高级首长派谁出来干这趟差事，就是看某一个老部下生活太清苦了，给他机会找些外快，当时叫作‘调剂调剂’，也许由他顺便带些油水回来分享。监督者和被监督者‘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关系超过了同乡同学同宗。”

　　贪污不法行为，却在冠冕堂皇中进行：监督者先视察仓库，他看见“九千斤废米”（实际是六万斤好米），他做市场调查，证明“底价”的价格合理，他亲自主持开标，亲眼看见得标的粮商把“九千斤废米”运走，他负责证明这一切，千真万确。但是事实上三家粮行共同接下这笔大生意，他们以低价买去六万多斤好米。“可以想象，偌大一笔粮款，绝非老板可以独占，许多人都会有一份。”

　　应该说，防弊的规定如此周密，作弊者破解跨越易如反掌。当时民间有顺口溜来形容国民党军队后勤部门的黑暗：“从粮（良）不如当仓（娼），当仓不如直接税（睡）！”

　　“我虽已放弃一切理想，仍然不能甘心接受这样的现实。”王鼎钧叹息。

　　在国共大决战的关键时刻，如此糜烂的国民党，有何胜算？《关山夺路》中颇多意味深长的细节，都指向两个字：“烂根”，王鼎钧明白：所效力的政权与军队，并非部分长官的问题，上行下效，已经从根子上烂掉了。

　　他写道：他们部门从秦皇岛撤退后，住在塘沽一个小镇上，房东女儿俊秀，同事中一个押送员调戏她，回到办公室和死党计议如何弄她上手，“我想起了古人说的‘恶徒从来爱村姑’，我想起了当时民间批评国军的顺口溜：‘见了壮丁他要抽，见了钱包他想搜，见了女人他要勾’。东北的百万共军即将入关，华北的局势岌岌可危，还有这等人不知死活。”

　　他写道：他在天津一役中被俘，获释后，一群人如过街老鼠般走在天津农村，突然，一群农民揪住一个被释俘虏拳打脚踢，“这是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他居然犯了老毛病，随手拿了人家一个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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