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语世界，有3个相互关联的价值，注定改变人类：

1.个人自治的观念，包含在契约与财产权中；

2.集体决定须由代表作出，代表须向选出他们的共同体负责；

3.法律不仅是统治者意志的具化，作为传自先辈的习惯性权利，约束国王一如约束臣民。

这些价值观的形成，源于英国历史上的普通法传统，

这种传统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也是今天英美海洋法系和英国议会制度的前身与雏形。

如果法律基于先例，基于法官的“发现”而非“发明”，

这便与国王划开了一道天然的鸿沟——因为先例摆在那里，

如有神圣加持，连国王也不敢轻易僭越。

其中《大宪章》堪称英语民族的政治圣经，

不仅滋养了英国，还哺育了美国。

进一步讲，1688年光荣革命之后，英国通过了《权利法案》。

光荣革命堪称“盎格鲁起飞的时刻”，

以此为起点，盎格鲁发展出了一套小政府、个人主义、重商业的制度，

并且开始把目光投向外面的世界，建立了强大的海军，

以现代企业取代陈旧的行会和垄断，拓展全球市场。

《权利法案》的起草者这样写道：

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回看；

不是向未来看，而是向过去看。

从17世纪40年代的各种请愿书，最终回到《大宪章》，他们不是在创制新法律，

而是在重申英语民族久已有之的自由传统：普通法、《大宪章》、代议制政府等。

借助《权利法案》，这些沉寂的遗产终于焕发了正式的、宪法性的力量。

英国人与美国人对《大宪章》的理解，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异。

英国的宪法理论倾向于议会主权，由此，《大宪章》的意义更多被认为是催生了代议制政府。

相反，在殖民地对于《大宪章》的认识，则与成文契约关联在一起，

因此它被认为同时居于议会和王室之上，

.这一信仰后来导致了美国宪法的诞生。

有学者把美国独立战争定性为一场盎格鲁价值观的内部冲突的冲突，

英语民族作为一个单一的政治共同体，其纽带不仅建立于简单的语言之上，

还建立在共同的价值观上：

法治、财产权、自由贸易、开放平等、立法控制行政、个人自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