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法家，到了韩非这里，已经演变成绝对君主主义，大有“三忠于、四无限”的味道。所以，奉献了学说之后，在深爱其学说的秦王嬴政这里，他也只能死了，好让他至死忠于嬴政一个，别便宜了别人。秦统一之后，韩非子的信徒李斯推动秦始皇焚书坑儒，也是应有之义。战国时的儒家，信奉的是君臣相对主义，君当臣为国士，臣才能为君效命，如果君主待臣如草芥，那么臣子也可以当君主如仇寇。所以，韩非子非儒，因为儒以文乱法，坏了尊君的规矩。那么，找个借口把讨人嫌的儒生坑掉，自然是令他们快意之事。

但是，坑儒是在焚书之后的一年发生的，主导者是皇帝，不是丞相。事情的缘起，不是儒生议政——对皇帝的政策说三道四，而是姓卢姓侯的两个宝贝，为秦始皇找仙药，花了皇帝不少银子，结果当然找不到，溜之乎也。开溜之前，还放出话来，讽刺了皇帝几句。联想起徐福带了三千童男童女、大批的物资出海找神仙，也一去不返。被骗惨了的秦始皇，不由得不怒。卢、侯两位，无疑都是读书人，但到底是方士还是儒生，已经无从考证。我们知道的结果是，秦始皇盛怒之下，抓不到该抓的，就拿他们的同类出气。三木之下，严刑拷打。诸生转相告引，牵连多至四百六十余人，一并都给坑了。后来又抓的，还稍微客气点，都给发配了。这些人里，肯定有儒生，但整的重点却是方士。后世说坑儒，实际上是夸张，这个夸张，是受前一年焚书的影响，因为焚书的重点，是跟儒家有关的诗书和史书。再加上，后世儒生是所谓读书人的代名词，但在当年，并不是这样的。

孔夫子当年，是敬鬼神而远之的，后辈门徒，居然被骗钱的方士牵连，大批丢了性命，多少有点冤枉。但是，只要秦朝存活一天，儒家之徒的日子肯定不会好过。春秋战国之际，儒墨号称显学，但最终都没有显过法家。法家其实是从儒家脱胎而来的，但这个恶胚胎，长大之后，居然欺师灭祖，把儒家当敌对势力对待。只是，在焚书坑儒的政策里，焚书才是重点，坑儒，不过是一个点缀。

当年焚书，针对两类。一、史书，除了秦国史之外，全烧；二、诗书百家语，不仅烧，而且今后不许人提及。谈及历史，就是以古非今，要族灭。谈起诗书百家语，则弃市（杀掉弃之于市，示众）。所以，读书人即使没有被坑，也没有被发配，肯定也不能靠自己的知识过活了。春秋以来将近五百年的私学传统，到了秦朝被迫中断。读书人唯一的出路，是学点技术，医药、卜筮、种树。再就是学法律，还只能放下架子，跟着官吏学。

所以，坑掉的那四百六十个人，只能算秦朝文化禁锢政策的一点无意之中的补充，更多的是为秦始皇泄愤，泄对那些骗人的方士的愤。从这个意义上说，1949年以后，好些为秦始皇辩白的学者，说的也不完全错。相对于坑儒而言，烧书的危害显然要大得多。对于诸子百家和各国史书，伤害尤其明显。儒家经典，儒生是可以背诵的，即使文字版被烧掉，凭着记忆，也可以写出来。但春秋以来流传下来的各种书籍，在没有印刷术之前，每每有各种各样的抄本，人们也不大可能把它们都背诵记熟。而且竹简形式的书籍，收藏不易，隐藏更不易。秦朝拥有一直延伸到乡一级的政府，有如狼似虎的官吏，只要政府令下，这些书的大部，肯定就给毁了。保留在皇家图书馆的抄本，虽然还在，但秦末大乱，项羽进咸阳，也付之一炬。

烧书，杀人，都是为了毁掉民间讲学的传统，进而毁掉春秋以来的文化。仅仅在法令学习的意义上，恢复过去的王官之学的面目。从此而后，只有官府才有书，书只是法律书，想学，只能跟官吏学法令，进而成为预备官吏。所以，秦人就业，除了农工商之外，还有“学为吏”一途。除此之外，就是做医卜，靠治病打卦混日子了。

这样的社会，当然特别没劲儿。不仅对先秦之世是一种大反动，就是对于秦自己之前的社会，也是倒退。因为，连吕不韦的《吕氏春秋》，此时也不能读了。幸亏秦朝二世而亡，否则，读书人这样过日子，岂不是跟蹲监狱差不多了？当然，在暴政的高压之下，这样的日子也是能过的。因为，坐牢受刑的担忧，已经压过了日子本身的枯燥。

来自《张鸣说历史：重说中国古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