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关东，是指在清朝后期以及民国时期，大批中原、江北的老百姓由于自然灾害，清政府号召移民实边等原因，被迫或主动跨过山海关以及渡过渤海，到东北地区闯荡，垦荒和定居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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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黄河故道中下游地区是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也是古代中国人口分布的重心所在。直至秦汉之际，此地区的人口在全国总人口的比重大体保持在8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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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东指山海关以东地区，也叫关外地区，原来满洲族人的“龙兴之地”，清朝初年曾有短暂的开放，康熙七年(1668年)推行封禁政策，以致造成满洲地区大量的无人区。1860年，面对沙皇俄国对满洲地区领土的蚕食，黑龙江将军特普钦上疏朝廷，呼吁开禁放垦，鼓励移民，获得采纳。于是直隶（今河北）、山东等地区无地或者少地农民纷纷进入满洲地区开垦荒地。这个过程持续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前。数百万关内农民移民到关东地区。这其中，闯关东主要是山东人，大约占闯关东人数的95%以上，总数大约2000多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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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末年长达数十年的社会动乱，致“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黄河流域人口更是受到严重损失。逃避战乱而背井离乡的人们，饱尝流离失所的逃亡之苦，“宁做太平犬，莫做乱离人”便是他们从心底发出的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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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关东”有广义的与狭义的两个概念。 有史以来 山海关以内地区的民众出关谋生，皆可谓之“闯关东”，此为广义。狭义的“闯关东”仅是指从 清朝 顺治年间到 中华民国这个历史时期内， 山东、 河北、 山西、 河南及皖北、苏北等地的百姓去关东谋生的历史。我们通常所说的“闯关东”是狭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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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关东，作为一种社会习俗而被广泛接受。 山海关城东门，界定着关外和 中原大地，从 清朝到 民国数百年间，背井离乡的 山东人等关内人开始兴起了闯关东。清入关实行民族等级与隔离制度，严禁汉人进入东北“龙兴之地”垦殖——颁布禁关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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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关东”不仅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移民史，自顺治八年（1651年）至1949年的299年间，约有3000万人涌入茫茫关东大地，其中山东人是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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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中叶，虚掩的山海关大门敞开，流民潮涌，汹涌澎湃。人是文化、信息的载体，人的流动实际上就是文化的流动。“闯关东”浪潮叠起，意味着中原文化向关东地区大规模挺进，文化交流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如果说“闭关”时代的文化交流表现为中原文化对东北固有文化的“影响”，受到“封禁”的人为干扰，那么，在开放的历史条件下，中原文化迅速在关东地区扩散，使得中原文化和关东文化在辽阔的关东得到了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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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村、河北村，河南村等在关东的“复制”，实际上就是中原文化的平面移植，加上人员数量庞大，他们有充分理由保持 齐鲁文化或 燕赵文化，所谓“聚族而居，其语言风俗一如旧贯”即是。他们可以不必改变自己，削足适履，去适应当地的社会风俗、宗教信仰，使用当地的语言文字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同样是文化上的保守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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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中孚在论及“闯关东”的意义时说过这样一段话：“社会意义上，东四省区基本上是华北农业社会的扩大，二者之间容有地理距离，但却没有明显的文化差别。华北与东四省区之间，无论在语言、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家族制度、伦理观念、经济行为各方面，都大同小异。最主要的是东四省区移垦社会成员，没有自别于文化母体的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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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齐鲁文化、燕赵文化的扑面而来， 关东文化不可能没有丝毫戒心，也不可能没有“土客”矛盾产生，如《黑龙江述略》载：“而雇值开垦，则直隶、山东两省为多。每值冰合之后，奉吉两省，通衢行人如织，土著颇深恶之，随事辄相欺凌。”辽宁安广县（今吉林大安市新平安镇）也是一个例子，《安广县乡土志》记载：“县属未经设治以前，蒙古未谙耕种。徒资牧养，一片荒芜。嗣经汉民来境垦种，公旗得获租利。然因族类各异，言语不通，情意未能浃洽，蒙古多欺凌之，……迨光绪三十年（1904年），奏准委员勘荒，招户领地。客民闻风而至，……蒙古亦渐事稼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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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东”一词本指 函谷关以东。函谷关在今河南灵宝县坡头乡王垛村，东自崤山，西至潼津，从西周以来便是沟通关东、关中的门户，乃兵家必争之地。“关东”与“山东”同义，这里的“山”指崤山，“山东”指崤山以东。朱元璋洪武十四年（1381年），大将徐达建 山海关城堡一座，山海关扼东北与中原之咽喉，东北一带因此被称为“关东”。山海关以内，俗称“关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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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一般用“ 辽东”一词指称东北，自康熙年间(1662—1722年)起，“关东”一词才逐渐被官方和民间广泛使用。“ 东三省”是人们称呼东北的另一个名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分设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此为“东三省”名称之始。除“东北”、“关东”、“东三省”外，还有一些俗称。如 胶东半岛一带以渤海湾为界，称东北为“海北”，称山东为“海南”。另外，东北还有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代称——“ 白山黑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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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关东，由于关东为流放地，禁垦，边墙西为蒙古贵族驻牧地。但覆灭的满清政府无力阻挡历史潮流，满清二百多年统治，倒促进了满蒙汉等族的大融合，即使“满蒙独立”运动、“ 满洲国”等历史沧桑，都没能改变满洲人成为中国的满族人。山东圣人之乡心态乡土意识淡化，冒险精神增强，促使流民春往冬归转变为在关东扎根。辛亥革命关东几千万关内汉人回到中国怀抱，“以至于人文地理学地图表明该地区完全是中国人的”（《 草原帝国》，法国，勒内·格鲁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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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传说，“闯关东”中的第一个放山人是山东莱阳人孙良。他原是个穷苦的长工，听说长白山有种名叫“棒槌”的植物，比金子还贵重，便与同乡张禄跋山涉水到了长白山，翻山越岭去挖人参。俩人干了3年，挖了不少人参，商定再分头干3天，然后打点行装回山东老家去。谁知，张禄一去，再也未归。孙良急了，到处寻找，找了七天七夜也没找到。干粮早吃光了，他又累又饿，昏倒在蝲蛄河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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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关东，是悲壮的历史，是一次移民壮举。存在特定的“闯关东”路线以及“闯关东”的特定背景。因此，闯关东是一种社会历史移民现象，有自发的客观因素，有内在的政治影响深度。“山东人闯关东实质上是贫苦农民在死亡线上自发的不可遏止的悲壮的谋求生存的运动。